邵景均：毛泽东反腐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毛泽东主政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毛泽东反腐败的基本经验是：视腐败如仇雠，反腐败决心大；重在自己做好，着力管住下属；惩治腐败严厉，压制腐败强势；思想教育第一，改变人心至上；充分依靠群众，实行民主监督；树立先进榜样，营造反腐氛围；注重制度建设，依法解决问题；保持党的先进，做好基础工作。今天，我们应结合新的实际，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反腐败的基本经验，树立腐败不除誓不罢休的彻底革命精神，始终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着力打牢执政基础、营造反腐败大势，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强化监督，扎扎实实地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能够为世人称道的廉政时期并不多见。毛泽东主政的1949—1976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不是说那个时候没有腐败现象，而是说整个社会具有浓厚的廉政氛围，腐败现象没有市场，处于“露头即被打”的状态，相比于此前、此后，腐败分子数量少，腐败的程度低。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如果评定一个“腐败最少时期”，那么毛泽东主政时期是无可争议、当之无愧的。
政声人去后。1979年邓小平说：“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是非常好的”。1993年江泽民说：“建国初期，我们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的确，毛泽东主政时期取得的反腐倡廉成就，与世界反腐倡廉史上任何一个成功范例比起来，都毫不逊色。
毛泽东以其伟大的思想和非凡的才干，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也为新中国的廉政建设打下了坚固的基础。认真研究毛泽东领导反腐败的基本经验，对于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一、视腐败如仇雠，反腐败决心大
不论哪国哪族、哪朝哪代、哪个政党团体和个人，真正的反腐败，总是以痛恨腐败为逻辑起点，以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为内在动力的。毛泽东一生所以能够在反腐败方面做出一番伟大事业，取得彪炳史册的反腐业绩，首先是因为他深刻认识了腐败的巨大危害性和历史反动性，无比痛恨腐败，具有反腐败的彻底革命精神。
毛泽东出生的1893年，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毛泽东自幼博览群书，他所知道的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荣耀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和记忆。摆在他面前活生生的现实是，中国外受列强瓜分、欺侮，内是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濒临“国将不国”的边缘呢？逐渐长大的毛泽东，慢慢地懂得了，根本原因就是清政府的腐败。
毛泽东参加革命后，通过学习、研究历史上政权兴亡更替的基本经验，进一步认识到，腐败不反，国将不国。1944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指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虽在短时间内取得军事胜利，但却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情绪，因胜而骄、因胜而腐、因胜而讧，最终酿成历史悲剧。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他告诫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里说的是“骄傲的错误”，实则要害是腐败。1949年3月，针对我们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新形势，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里仍然没有腐败二字，但毛泽东最担心的还是腐败。他担心腐败会使我们党进城以后“考试不合格”。
新中国成立不久，尽管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言犹在耳，但是，真到了执掌政权，一些党员干部就开始憧憬执政给个人带来的种种好处，有的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滑向了腐败的泥潭。面对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党中央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看来，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反映，反腐败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关系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后来他多次讲到腐败会“亡党亡国”。正是基于这种感情上、理性上的深刻认识，毛泽东才下了最大的决心进行一次又一次旨在反腐败的群众运动。
二、重在自己做好，着力管住下属
毛泽东十分清楚，中国社会历来讲究“上行下效”，总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腐败，关键是主政者自己不腐败。
毛泽东具有很强的廉洁从政率先垂范的意识。建国初期，毛泽东除了接待外宾的礼服，内衣、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有补丁，有的还补了又补。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忍心看下去，劝他换新的。毛泽东诘问道：“老百姓都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在吃饭方面，毛泽东历来简单，从不大吃大喝，也不让子女沾他的光。他坚持不为子女谋官、谋财、谋私利。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子女和百姓家的子女一样饿肚子。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毛岸英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来毛岸英为国捐躯。
毛泽东注重亲情，但从不用权力和影响为亲友谋私利。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老家的一些亲友通过各种方式请他帮助安排工作，“谋个职位”，毛泽东都是婉言拒绝。他说：“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能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
毛泽东深知，领袖的榜样有用，但也有限。由于思想道德水平的差异和利益的驱动，不管领袖廉洁自律的榜样如何好，下面总有干部不听招呼、不看榜样、不走正路，只要有机会就去“腐败一下”。这就需要有人约束他、提醒他、控制他。上级的管理有效，干部就不能随意弄权；即使腐败，也必然是顾虑多多、困难重重、成本高高。因此，毛泽东特别要求按照干部管理的职责和权限，管住下属不腐败。毛泽东的主要举措是，树立榜样、加强教育；发动群众、民主监督；建章立制、规范行为；严格要求、严肃纪律等。
三、惩治腐败严厉，压制腐败强势
毛泽东最痛恨腐败，也最重视查处腐败案件。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动真的、来硬的，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只有严厉惩治腐败，才能使党赢得民心。1932年初，中央苏区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很快发现，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谢步升被执行死刑，成为我党反腐败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只有严厉惩治腐败，才能有效预防腐败。1951年底，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案被揭露。对他们该如何处置？有的领导同志向毛泽东提出建议，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毛泽东听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的决心，决定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命运，也使得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警示教育，自觉地远离腐败。
四、思想教育第一，改变人心至上
腐败或者廉洁的根子在于人心。对于反腐败，毛泽东历来强调教育在先，对人不能“不教而诛”。其教育特点是：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声势浩大，形成强大的舆论优势，不留死角；始终以党员干部作为教育的重点对象；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改变人心，注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上解决问题，牢固树立廉洁观念。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毛泽东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坚持了这一最高标准，为政清廉就有了基本保障。他反复告诫：“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也是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指导方针。执政以后，他始终用这一优良传统教育全党，增强反腐防变的免疫力。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教育。毛泽东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克服自身不正之风的有效武器。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党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成功地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保持了党的清廉和良好作风。
五、充分依靠群众，实行民主监督
毛泽东崇尚“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非常重视人民监督，扩大群众参与，注重公开揭露问题。他提出，扩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公开批评。他认为，公开批评比私下批评更有力量，更有利于执政党保持自身肌体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确保这种公开批评不受压制并取得成效，还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这一决定还指出：“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这一决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蔚然成风。当时，这种公开批评虽然涉及高级别领导干部，但党内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也没有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倒给广大干部群众一种振奋、一股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拥护党的领导。鉴于这种实践效果，毛泽东在1953年进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公开批评显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以及党的强大生命力和自信与睿智——一种更重要的力量。
毛泽东是讲政治的大师，总是把重大社会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主政时期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如三反、五反、新三反、新五反、反五风、整党、整风、整社、反右倾、四清等，几乎不给人以喘息的机会。这种情况固然容易造成党内和人民群众关系紧张，难以形成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确谨慎了，谨言慎行，谨慎用权，在客观上起到了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作用，使更多的干部不能滥用权力，有效地预防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六、树立先进榜样，营造反腐氛围
毛泽东知道，创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对于保持党的清正廉洁至关重要。而营造反腐氛围，必须依靠党员干部中先进榜样的带动。
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抓领导、以上带下的反腐倡廉策略和对策。如提倡实行干部的低薪、节俭保廉制度。毛泽东认为高薪、特权，进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败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要实行巴黎公社创造的低薪原则，防止干部产生升官发财的动机。再如提倡实行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以克服干部中官僚作风和特殊化现象，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决定》，要求干部除年老有病或只能参加轻微劳动者外，每年必须至少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毛泽东树立的雷锋、焦裕禄等许多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先进榜样，对几代人的成长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起了积极的带动作用。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沈阳军区战士雷锋的日记摘抄和评论员文章，报道他的光辉事迹。3月5日，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全国迅速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1966年2月，全国又掀起学习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热潮。通过学习雷锋、焦裕禄，广大党员干部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力地改善了党风和政风；广大群众积极做好事，助人为乐，社会风气得到了全面好转，许多地方出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可喜景象。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里，腐败现象怎么可能不大大减少呢？
七、注重制度建设，依法解决问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定者，也是一系列反腐倡廉制度的奠基者。
制定惩治腐败的法规。1952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罪的惩治作出了明确规定。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对于打击和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财经制度。腐败行为总是同“钱”相联系。为了管住钱，克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违法失职现象，不使腐败分子钻财经制度的空子，1950年4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国家现金管理规定》。建国初期，机关生产引发了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1950年4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关于禁止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批示》。1952年政务院发布《统一管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各项财经监察制度的制定及初步完善，有效预防了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健全干部管理和待遇制度。为了防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权，1953年10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党政军群负责人视察、参观、休养、旅行时地方负责人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的规定》。195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领导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1960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这些规定具有重要的反腐倡廉意义。
八、保持党的先进，做好基础工作
反腐败是社会整体进步的反映，特别是执政党综合状况的标志。毛泽东认为，反腐败的关键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要我们党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就能够按照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办事，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胜利。在这方面，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宏观层面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为反腐败打造坚固的政治基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腐败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用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风尚武装全党和全体人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惩治和预防腐败建构了广阔平台。
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反腐败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有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能够准确把握反腐败的本质和规律，不断推进反腐败斗争胜利前进。
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为反腐败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我们党执政后，真正有资格搞腐败的，就是党的干部。选拔什么人当干部，是反腐败的核心性问题。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并在实践中坚持吐故纳新。坚持了这样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标准，就会从组织上防止腐败分子的产生。
倡导一系列优良作风，为反腐败奠定了坚实的作风基础。作风不正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作风优良是抵制腐败现象的强大力量。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通过延安整风，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系列优良作风对于预防腐败起了重要作用。
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为反腐败奠定了有效的工作基础。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挥民主与监督的巨大威力，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使腐败现象没有市场。
九、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任何伟大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在他的晚年，领导事业出现了严重失误，其中包括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历史记载了毛泽东领导反腐败的伟大贡献：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在实践中，成功地压制了建国初期迅速出现的腐败倾向，创造了为世人称道的清廉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这对于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领导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经验闪耀灿烂的光辉，值得后世的共产党人珍视。
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腐败不除誓不罢休的彻底革命精神。始终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从新的时代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坚定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重在打牢执政基础，营造反腐败大势。在今天，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构建教育、制度、监督、纠风、改革和惩处六位一体的反腐倡廉工作体系。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要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依靠群众，强化监督。积极疏通和拓宽群众参与的渠道，丰富民主监督的实现形式，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反腐败斗争提供有效、便捷的途径。当前，应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扎扎实实地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把作风建设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学习毛泽东反腐败的基本经验，就要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可以相信，不管反腐败斗争道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腐倡廉建设的前进步伐。
